引言

为何说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数字技术的革新，引领了新一轮产业革命。现如今，数字时代，数字化、智能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万物互联、万物感知，数字技术已经应用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然而，数字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本身就是资本扩张逻辑的产物。

资本利用数字技术的扩张

如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写的大工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得流通加速、资本集中，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一览与整个世界。”

当今，数字技术在给人们带来高效便捷的技术服务与海量即时信息的同时，也将社会生活的一切内容纳入数字资本的新秩序，使人不得不以数字化的方式生存。

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主要依靠各类社交软件，社交平台为人们赋予数字身份；人们的消费活动被纳入电商平台的体系之中，衣食住行无一不处在电商网络之下。仿佛人的各种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只有遵循数字资本的逻辑，才不会被时代淘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技术主义不仅深刻的介入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塑造了社会运行的新秩序。并且，这个新秩序“显然已经将它的力量扩展到当今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当中。”

在大数据时代，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数字资本通过数字平台建构的新秩序，人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都要依托数字技术来完成，数字技术已经全方位的嵌入人类社会的全部领域。

2020年9月，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爆网络，在大数据算法的分配和超时惩戒的评价体系里，外卖小哥只能越跑越快。

其实，当今每个处在互联网架构之下的人都困在了系统里，所有人都被裹挟进由互联网构成的社会体系之中。人们不得不在下班时间随时关注工作群，以免错过即时的工作任务；用手机和电脑将休闲时间最大化利用，休闲时间却被割裂成碎片，变得既充裕又匮乏；在海量的数据中筛选有用的信息，知识变得冗杂精神却变得空虚。

资本对于劳动的控制

劳动资料的非物质性特征以及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即时性特征使数字劳动具有很大的弹性化和自由度，数字工作者可以自主安排劳动时间和地点。

这种自主性不意味着资本失去了对劳动的控制，数字技术建立了非接触性的组织关系，却强化了监督和支配劳动者的能力。只要数字劳动依旧处在雇佣关系的条件之下，资本就会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控制劳动。

关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互相产生。”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是“雇佣劳动”，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形态。在传统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具有劳动合同的关系。

在数字化时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发生了一定形式的改变，基于数字技术的支持，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绕开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规范，通过多种形式和劳动者形成非正式的雇佣关系。

众包、零工经济等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型人力资源分配模式逐渐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这种劳动具体形态的变化，使人们很难看清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实质。但是，尽管数字劳动在形式上呈现出了自主性、灵活性等新的特征，数字劳动并没有脱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框架，数字劳动者将自身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同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而生产出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数字劳动的本质与大工业生产时期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资本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增加了对数字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

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为了最大限度的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必然会把各种形态的劳动都尽可能多的纳入到其运行体系之中。数字时代，劳动似乎不再以强制的方式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脱离了资本的控制，相反的，只要整个社会生产关系仍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资本对于劳动的控制就很难被打破。

信息技术更新了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

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本能，那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

对于资本而言，获取剩余价值是生产的全部目的。起初，互联网的创立是为了在科研中实现资源与信息的共享，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产业的出现与传统产业利用互联网平台的产业数字化使得数字成为一种资源，“技术被纳入资本的运作机制之中，技术要服从于资本的选择、调制与整合，技术成为资本权力扩张的有效工具。”

改变了互联网开放、共享的元理念。数字劳动时代，信息技术更新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使其更加隐蔽、更加不易察觉。

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对剩余价值进行剥削，这种剥削是易于察觉的。而在数字劳动中，劳动者使用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作为生产工具，这使劳动者拥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可以不受控制的自由支配劳动时间和地点，这一特点造成了一种假象。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是自由自觉的。

透过自由自觉地劳动表象，深究其背后的本质即可看到，尽管数字时代的剥削难以察觉，但数字劳动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数字劳动者并不能获得自己的劳动产品，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并没有消除，而是隐藏得更深。

首先，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以往的固定工作时间制，将数字劳动者的全部时间侵占为劳动时间。

从劳动时间的角度看，数字劳动者没有因为生产工具的进步而缩短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反而不断延长，很多互联网公司推行“996”、“白加黑”等加班文化。“腾讯会议”、“钉钉”等即时通讯软件的应用使数字劳动者全天候待命，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被大大延长的同时，劳动强度也在增加。

其次，数字信息技术提供了资本对公共生产资料进行私有化的技术条件。数字时代的剥削行为不再局限于雇佣劳动，那些非雇佣关系的用户在平台上花费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同样也在被剥削。

数字平台上，个人的身份数据和注意力被商品化加以售卖，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每一次互动都被平台准确的捕捉、储存、计算。

甚至，可穿戴设备会将个人的身体数据输送给大数据平台用以分析。这些大数据本是网络用户的“一般智力”的集体成果，却被数字资本“圈地运动”成为互联网平台的私有财产，并且，这种粉饰在数字技术下的无偿劳动有着主动性和自愿性的特征。

无论当今的数字劳动呈现出何种新特征，马克思所描写的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侵占：“工资的形式完全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在数字化的今天看来依然生动。也就是说，信息技术的更新使数字资本以一种更加隐性的力量剥削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

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劳动异化的消除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异化产生的条件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有制是个人财产积累的结果，导致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劳动过程相分离，使生产资料占有者获得了巨额财富。

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催生出了社会分工，产生了雇佣关系并促使生产与劳动的目的相分离。

数字劳动异化的问题，根源不在于数字技术的实现，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因此，探究消除数字劳动异化的途径要从分配和分工两方面入手。

坚持数字劳动按贡献分配

许多西方学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去分析数字劳动的异化问题，将矛头指向技术批判。然而，当下对于数字劳动的异化批判，并非在于争辩数字化进程对于社会的影响，而是要反思数据资源被数字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合理性，即数据的所有权。

媒介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并不足以成为其垄断数据资源和窃取用户信息数据的合法理由。数字劳动的异化消除，首先应当解决劳动成果的归属问题。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市场经济下依然存在着私有制与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大工业时期的劳动组织形式，却没有改变劳动过程中依然存在的劳动成果分配不公等问题。

结语

总的来说，虽然我国现阶段推行“同工同酬”，但每个行业工资的分配模式存在着差异，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等情况依然存在，劳动异化现象依然存在。